如何正确处理网络危机公关,吕梁舆情监控公司教你几招.
时间:2019-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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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公关案例」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调整,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多发,且相互交织、错综复杂。重庆市作为我国四大直辖市之一,近年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少社会问题,甚至引发社会冲突。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因此尽快创新研究出一套可行有效的社会治理工作机制,成为摆在各级地方政府部门面前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重庆渝北区双凤桥街道结合实际,立足社区,总结多年工作经验,针对不同类型和不同难度的社会矛盾和纠纷,摸索创新出一套以“主体调解模式+派生调解模式+保障机制”为模式的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为当地解决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纠纷,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在实际运用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一、背景及起因

双凤桥街道毗邻江北国际机场和两路老城区及保税港区,空港工业园区位于辖区内,是渝北区举足轻重的工业与城市板块。10多年来,高速工业化与城市化使全面征地、全力维稳、全速开发成为主要任务,出现了大城小乡、有居有村、亦工亦农的发展格局,形成了农转非人员多、外来人口多、企事业单位多的社会结构。与此同时,利益博弈、价值多元、诉求多样的趋势日渐明显,社会矛盾纠纷也呈几何级数增长。

1、规模化征地与高速度建设,催生社会结构与矛盾纠纷发生突变。辖区幅员面积34.5平方公里,到2013年底,累计征用农村土地24000余亩,农村仅剩耕地3047亩;城市建成区已达15平方公里,在建城区1平方公里。辖区总人口15.8万人,其中农转非人员1万余人,流动人口(不含空港园区)3.4万人,空港园区员工近8万人,学校师生约2.1万人,农业人口3449人。农转非人员多、外来人口多、企事业员工多、学校师生多、农民少,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大量的征地拆迁安置、劳动争议、经济合同、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矛盾纠纷,尤其是群体性纠纷。

2、小区式居住与物业化管理,使小区已成为矛盾纠纷易发高发地。目前,辖区有34个小区及301幢居民楼,其中有农转非安置小区5个。居民根据自身经济状况选择小区入住,客观上形成了各阶层的相对集聚。弱势群体的集聚,同弱相怜与管理滞后,是群体性纠纷高发的蕴藏地。近年来,因业主财产被盗、房屋渗漏、违法搭建、小区公共收益管理、物业服务质量、物业费的拖欠、建筑物安全等引发的矛盾纠纷迅猛上升。据统计,本辖区调解的物业纠纷,2011年85件,2012年138件,2013年猛增至316件,占了矛盾纠纷调解总量的59%。小区式居住方式,邻里交往少,把人们带入了“陌生人”社会,传统的婚姻家庭纠纷,一般不易发现。

3、安全监管与城管执法面临困境,安全生产与执法类矛盾纠纷居高不下。企业生产经营和建设施工中的意外伤亡、炮损纠纷时有发生,当事人对整治安全隐患不配合的矛盾突出。近年来,调解意外伤亡纠纷10起,施工炮损纠纷4 起。由于城管执法环境恶化,2013年发生执法纠纷20余起。

4、街道两次拆分,兜底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不少。主要涉及观音岩102号机场农转非安置房排危搬迁、齐心村和换乘枢纽征地强拆、高堡湖征地补偿、长建工贸公司改制遗留问题等等。化解历史遗留下来的矛盾纠纷难度极其大。

新时期面临新矛盾,继续沿用传统型矛盾纠纷调解模式,显然难以实现大局的长久持续稳定。街道按照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要求,以矛盾化解为中心,把脉会诊,对症下药,积极探索调解工作新路子。

二、主要做法

在环境复杂、矛盾集中的现实面前,为有效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和纠纷,在和谐稳定中促进发展,双凤桥街道探索创新出一套适合当地实际的基层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提高了基层社会治理水平,丰富了基层公共服务体系的内容。

(一)创新了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

调解机制主要分为主体模式和派生模式两种。

1、主体模式——整合式调解

面对不断爆发的群体性纠纷和众多疑难矛盾,仅仅靠人民调解员口舌劝导已经显得苍白无力,仅仅依靠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各自的单打独斗难免效果打折,仅仅靠调解组织自身资源的整合亦显局限。在“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矛盾不上交”的庄严承诺面前,街道按照“党政牵头,各方合作,资源整合,运作灵活”的思路,逐步探索和总结出整合式调解模式,也是我们的主体模式。

整合式调解,就是在党政主导下,以街道和社区调解组织为依托,把有利于矛盾纠纷化解的分散资源聚合起来,高效化解矛盾纠纷的调解形式。整合式调解蕴涵着“三调合一”的大调解,但又有异于大调解。其主要表现形式有三种。

(1)融入式调解。这种调解,是以人民调解或行业调解为平台,融入行政资源、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化解矛盾纠纷的方式。融入式调解,由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专业调解委员会或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根据矛盾纠纷调解需要,邀请上级行政部门、中介组织、法律工作者、相关社会组织、人大代表、老干部和当事人亲朋好友参加,在多侧面引导劝说中化解纠纷。例如,2013年底区委主要领导交办的空港新城泽科股权纠纷案中,由双凤桥街道牵头,邀请税务部门、会计师事务所,以及规划、国土、建委、房管等部门参与算账与调解,使这一长达数年的巨额经济纠纷,终于化干戈为玉帛,画上了和解的句号。街道大量的矛盾纠纷,都是通过该方式有效化解的。

(2)联合式调解。这种调解,适用于复杂的矛盾纠纷。如金易花园二期房屋质量纠纷的调解,街道牵头负责数百业主的思想劝导和维护稳定工作,区建委牵头负责房屋质量鉴定等工作,邀请多个区级部门和房屋质量鉴定机构等单位参与,最终使这一起规模型群体性纠纷得以化解。联合式调解是由两个以上的主体牵头调解,各负其责、无缝配合。重大的群体性纠纷常常采用此种调解形式。

(3)参与式调解。这种调解的牵头单位,往往是专业性较强的区级主管部门,街道和社区调解组织主要是配合。如辖区发生的油烟、粉尘、废气等环保纠纷,执法权和解释权在相关区级部门,一旦发生纠纷,街道和社区主要从维稳的角度参与调解。

2、派生模式——多样化调解

街道在矛盾纠纷调解应对中,鼓励各部门和社区各显其能,进行多样化探索,推出适合自己实际的调解模式。这些模式,主要有三种。

(1)专业化调解。应对物业纠纷高发态势,2011年,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内设了物业纠纷调解委员会,并落实了人员、场地和经费,专施辖区物业纠纷调解。物业纠纷调解,由物业调解委员会牵头,邀请房管、安监、公安、消防、建设、市政、环保等区级部门参与。2013年,调解物业纠纷316件,成功调解309件,调解成功率达到97.8%。在劳动和土地纠纷不断增多的情况下,街道设立了由办事处、商会和工会组成的劳动争议调解庭,由街道经发科和司法所组成的土地流转仲裁庭,专门调解劳动争议与土地流转纠纷,2013年分别调解纠纷15件和12件。与此同时,辖区有22户企业设立了劳动纠纷调解委员会,部分社区成立了物业纠纷调解委员会。专业化调解正向着更广阔的空间推进。

(2)分类式调解。长翔路社区在街道首创“分类疗法”,相关媒体以经验的形式给予了采访报道。社区对邻里纠纷和家庭矛盾,分别采用调解员“坐堂”调解,当面化解矛盾;“和事佬”服务上门,就地解决矛盾;设立QQ群,10名志愿者以“身边好人”名义,对有心结的青少年进行在线劝解。对不同种类不同特点的纠纷分类调解,因人而异地选择调解方式,是长翔路等社区调解工作的一大亮点。

(3)“3+1”式调解。宏锦路、凤鸣路等社区,在矛盾纠纷调解中,推出了“调解委员会牵头、相关职能部门权威解释、德高望重人士(长辈、亲属、朋友、老干部等)劝解+律师志愿者提供法律依据”模式,充分发挥调解人各自的优势,在强强联合中化解纷繁复杂的矛盾。

(二)建立健全了保障机制

1、组织体系逐步健全。目前,街道设有人民调解委员会、物业纠纷调解委员会各1个,6居3村均设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配有街道调解员9人,村调解员25人,居委会调解员58人;其中专职调解员53人。每个居委会警务室1-3名公安干警,以及1名律师志愿者作为法律顾问参与矛盾纠纷调解。街道配有矛盾纠纷信息员27人,信息员队伍已覆盖全部村居。此外,街道还设立了土地流转与劳动争议调解组织,部分企业成立了劳动纠纷调解委员会。

2、规范化建设已起步。按照区司法局对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规范化建设的部署和标准,长翔路和溜马山社区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已实现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名称、印章、牌匾、文书格式和调解员上岗证“六统一”;办公室(调解室)、牌匾、印章、办公用品、人民调解员上岗证“五有”;纠纷登记、纠纷调查、纠纷调处、资料归档“四制度”建设的基本达标。其他村居调解委员会规范化建设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中。

3、运行机制日趋完善。矛盾纠纷排查机制较为健全。通过社区干部入户了解,设立意见箱和在线收集信息;同时广泛发动群众,充分发挥居民小组长、楼栋长、物业公司保安、志愿者等信息员作用;建立派出所、辖区单位、社区、街道信息共享机制,多渠道多方式收集矛盾纠纷信息。坚持社区每周召开一次民情分析会,街道半月召开一次矛盾纠纷排查会,梳理矛盾纠纷,分析落实调解任务。矛盾纠纷调解机制日趋规范。建立了矛盾纠纷受理、调查核实、调处、回访和归档制度,并得到较好执行。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对接已见端倪。土地流转纠纷转街道仲裁庭调解之前,务必由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先行调解。区人民法院在受理物业纠纷诉讼时,已引导当事人先经过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

4、保障激励制度落实。按照“有钱办事”的要求,街道每年安排街道和村居两级人民调解委员会专项资金9万元,其中街道4万元,村居5万元。按区司法局给予街道、村居调解委员会调解纠纷案件,一般、疑难、重大纠纷每件30元、50元、80元的补贴标准;给予专业性、行业性(物业、交通等)调解委员会调解的纠纷案件,一类、二类、三类、四类、五类纠纷每件20元、100元、200元、300元、500-1000元的补贴标准,街道出台了1:1的配套补贴规定。2013年,街道用于调解案件补贴金额达3万元。

三、取得的成效

1、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调解作为社会矛盾化解器的功能得到显现。近年来,调解成功案件年年上升,2011年169件,2012年220件,2013年458件。除政策性纠纷外,已经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居,大事不出街道,矛盾不上交”的目标。仅2013年,因调解成功就为弱势群体挽回了经济损失30万元,为当事人节省诉讼费数百万元。通过有效调解,及时化解了一大批群体性事件,解决了一批重大疑难矛盾纠纷。几年来,从未发生过因民事纠纷调解不当或调解不及时转化的刑事案件、引起的自杀案件、群体性上访事件及其他群体性事件,真正实现了事结案了人和,充分发挥了调解工作“第一防线”的作用。

2、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通过大规模高强度的调解工作,把生产生活中的各类矛盾纠纷,及时化解在街道和社区,维护了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确保了经济开发、企业生产、商家经营、学校教学和居民生活的正常进行。2013年,街道国民生产总值117亿元,比上年增长13%。在调解过程中,充分运用政策、法律和道德的力量化解纠纷,促使当事人和周围群众增强政策观念、法纪意识和道德正能量,对辖区民风好转无疑起到了助推作用。

3、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矛盾纠纷,既有当事人之间的情感纠葛,更有相互间的利益冲突。通过调解,在成功打开当事人心结的同时,又实实在在地平衡了当事人间的利益关系。虚实问题一并解决,这种雪中送炭的行为,无形中架起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使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

四、总结与讨论

双凤桥街道的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在促进渝北区社会稳定及社会经济健康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街道并未满足于此,仍在持续地努力地在调解实践过程中改进工作方法和细节。街道总结出“上心、依法、用情”的调解“六字诀”,以及“以法管人、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的劝导法。在具体调解工作中,主要表现为重视、借力、灵活、用情的工作方法。街道认为,每一件矛盾纠纷对于当事人来讲都是天大的事情,进行换位思考,也应当作自己天大的事情来做。只要用心,总会找到矛盾纠纷化解的方法。在调解工作中,调解人员既倾其全力,又善于借力。善借法律威力,严格依法,确保公平公正;善借权威组织、专业人士和德高望重者之力尽量集合有利于矛盾纠纷化解的因素。在多方借力中,打开了当事人的心结,平衡了各方利益关系,立收事半功倍之效。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调解形式因人而异,灵活多样。或当事人面对面陈述与争辩,或背靠背分别劝导。调处纠纷,调解者坚持诚心、细心、耐心和将心比心,坚持倾听、理解和引导,有时还不失时机地给当事人下台搭梯。

双凤桥街道的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之所以取得成功,主要在于其针对不同类型不同难度的矛盾纠纷事件,设定了不同的调解模式。随着组织体系的不断健全,各类调解组织的不断完善,运行机制的日渐成熟,该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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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栏目:网络公关

本文来源:李白公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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