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台河品牌营销公司告诉你为什么要进行危机公关
时间:2019-10-23

七台河品牌营销公司告诉你为什么要进行危机公关

「公关危机案例」记者转型之路千千万,总有一款适合你。比如,当个大使什么的。这自然不是段子。菲律宾刚刚任命的驻华大使曾经就是一位有过多年媒体人经历的资深记者。  记者转型之路千千万,总有一款适合你。比如,当个大使什么的。

  这自然不是段子。菲律宾刚刚任命的驻华大使曾经就是一位有过多年媒体人经历的资深记者。

  从一名非职业外交官成为国家任命的大使,跨度不可谓不大,但是驻外媒体人拥有独特优势,比如长期的驻外经历,让他们更了解当地,也拥有比较丰富的人脉资源。

  曾驻北京的美国广播公司(ABC)资深记者出任菲律宾驻华大使,媒体人转型可能有新方向了。

  BBC引述了菲律宾媒体报道,称68岁的资深记者仙沓•罗马那(英文名为Chito Sta Romana)在9月28日上任菲律宾驻华大使一职。10月5日,菲总统杜特尔特进行了正式任命。

  这次任命被菲律宾媒体视为对中国释出善意,尤其是在南海议题上寻求突破。

  此外,不少驻外媒体人认为,这也为自己离开媒体后的职业生涯提供了另一个选择──驻他国外交官,因为他们是更熟悉当地国情的人。

  看来这次任命,对中国和驻外媒体人都是个好消息。

  菲律宾需要更了解中国的人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向中国示好的态度,反应了在这波任命中。

  杜特尔特对中国态度的转变,引起了不少外媒关注。根据BBC报道指出,杜特尔特并不想和中国起冲突。相反地,菲律宾应该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营造可以和平对话的氛围。

  面对中菲之间的南海争议,BBC引述了杜特尔特对反中的批评,“我只会在双方面对面的时候讨论该问题。如果你现在和他们吵架,要求主权,到处嚷嚷,他们就根本不想对话了。”

  这次罗马那被任命为新驻华大使,就是想扩大菲律宾对中国的对话渠道。

  除了罗马那之外,杜特尔特也在9月28日任命了其他的外交官员,分别是驻联合国代表、驻英国大使、驻日本大使、驻西班牙大使等职位。

  菲律宾媒体普遍认为,杜特尔特的这项任命是个聪明的选择,因为罗马那作为一名驻华记者,在中国生活了超过30年,住过北京、上海和重庆,从时间长度和生活的融入程度来看,罗马那是观察中国比较全面的菲律宾记者,这有助于帮助中菲双方的理解。

  罗马那本人对于这项任命则是相对低调,仅表示:“我怀着深深的谦卑接受任命,希望我能够胜任推动国家利益和改善菲律宾与中国之间关系的任务。”

  《人民日报》曾引述罗马那过去的言论,“基本的解决思路,是让中国也享有权益,比如共同捕鱼区,共同勘探开发,那或许是一种出路。”

  新的驻马来西亚大使何塞也备受中国注目。

  何塞之前是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曾任菲律宾驻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也曾经在北京、重庆、曼谷、新加坡等地的外交机构待过,对中国事务比较了解。

  罗马那是谁?

  这位即将上任的驻华大使,曾经是ABC(美国广播公司)北京分社社长,也是一名资深记者。

  罗马那最早在德拉萨大学学习艺术和商业,1969到1970年间,他还担任过学生会会长。本科毕业后,他在菲律宾大学拿了发展经济学的硕士学位,之后又继续前往美国攻读国际关系学位。而罗马那跟中国的联系,则是始于他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中文的经历。

  罗马那1989年前往中国成为驻外记者,其实是情势所逼。

  1980年代以来,菲律宾经历多次政变甚至是兵变,由于菲律宾政局不稳定,作为菲律宾赴中国青年代表团成员的罗马那,被迫留在中国做研究和找工作,成为ABC在北京的自由撰稿人。

  驻中国期间,罗马那见证了不少中国的历史时刻,包括2001年的中美撞机事件、汶川大地震、2008年北京奥运、2009年奥巴马访华,罗马那都帮ABC在北京做了不少杰出的报道。

  罗马那在新闻上的建树包括:2000年时,他曾经以上海烟花以及古代中国烟花的起源报道,赢得艾美奖新闻及纪录片单元奖,以及2008年采访中国汶川地震获得美国海外新闻协会奖。

  在北京的日子一直到2010年时退休,结束他30多年的媒体生涯。退休之后,他在菲律宾大学迪里曼分校担任中国政治的讲师,也曾任菲律宾中国研究协会会长,成为菲律宾国内的中国问题专家。

  罗马那对于中菲关系有着强烈的个人观点,他认为菲律宾跟美国友好的同时,不代表要将中国当成敌人。他指出东南亚国家都与中国有着不错的关系,菲律宾也需要去学习用沟通取代冲突,跟中国建立友好的经济和外交关系。

  也许这名中国通记者成为驻华大使,也是回到他熟悉的地方。

  另一个驻外记者的出路

  罗马那的例子,也给了驻外记者另一个转型的方向──外交工作。

  驻外记者除了母语外,通常还会多门外语。记者对当地国情也较为通晓,知道他国的顾虑,同时也能保护本国利益,让驻外记者在担任外交职务上有着天生的优势。

  事实上,驻外记者采访的对象经常是外交官或是知名的政治人物,他们都是社交经验丰富,懂得如何闪避记者问题的大人物。所以驻外记者的经历,能够帮助本国去判断什么是有价值的信息,以及对方真实的态度是什么。

  除了这些技术上的优势,驻外记者大多也对服装和谈吐较为讲究,注意礼节而且较有热忱,因为这些记者不只代表媒体,有时甚至代表国家的印象,这些讲究也符合国家对外交人员的要求。

  驻外记者转外交官员有着悠久的历史,前《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莫理循就是个例子。1897年莫理循到北京,开始了他17年的记者生涯。当时因为莫里循时常拿到独家新闻,让《泰晤士报》成为西方了解中国的窗口。

  1912年离开媒体后,莫里循并没有成为英国驻华外交官,反而成为袁世凯的政治顾问,在西方替袁世凯说了不少好话,并且利用西方媒体对当时的日本施压,缓冲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从记者转任外交官的例子还有前外交部副部长王殊。复旦大学外文系肄业后,他在1946年成为了新华社在解放区的记者。新中国建立后,王殊前往朝鲜任新华社驻志愿军总分社记者,报道当时的谈判过程,之后又经历新华社驻巴基斯坦、加纳、几内亚、马里、刚果、古巴等国记者。

  (左1为王殊) [保存到相册]

  1972年后,王殊转到外交部,担任过驻联邦德国大使、驻奥地利大使、外交部副部长,对中德关系做出不少贡献。他在记者和大使两个身分间的轶事,被王殊写成回忆录《静夜思故人》。

  令王殊完成身份转换的首次驻外某种程度上也纯属偶然。1969年,当时的联邦德国(西德)尚未与中国建交,时年45岁的新华社记者王殊被突派到波恩——当时新华社驻波恩的记者身患癌症,王殊是被拉过去“顶替”的。后来王被任命为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谈判的全权代表;经过8轮的谈论,1972年,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王殊就转任为中国驻联邦德国使馆的参赞;两年后,王成为中国驻联邦德国的第二任大使。

  正是在他的“穿针引线”下,原西德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时任基民盟副主席、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施罗德(即格哈德•施罗德,德国政坛有两位施罗德,我们熟悉的是另外一位)访华,并就建交问题达成内部谅解。

  跟王殊有类似经历的,还有台湾媒体人陆以正,陆以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硕士毕业后,担任台湾英文报纸《ChinaNews》的记者,代表台湾报道朝鲜战争,后来又成为驻韩国记者。

  (中间为陆以正与南非总统曼德拉) [保存到相册]

  之后台湾看上陆以正的驻外经历,将他提拔为国际新闻的处长,正式进入政府体系。之后陆续担任“台湾驻危地马拉大使”、“驻南非大使”,并将这些年记者与外交生涯写成《微臣无力可回天》这本回忆录。

  有趣的是,王殊和陆以正不只活在同个年代,都写了本书,也都是江苏人。

  在公开资料讲述王殊的这段经历时,都会提到他本人善于交朋友,“政要、达官贵人和普通百姓”都在他的朋友圈内。

  美国学者佛斯特曾认为“外交是国家间交往晋接的术”。

  而记者最擅长的刚好是人与人的交往,让人不禁莞尔,难怪驻外记者成为外交官员天生有这么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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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栏目:舆情监控

本文来源:李白公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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